M. D.艾奇里曼（M. D. AESCHLIMAN），波士顿大学荣休教授，University of Italian Switzerland (卢加诺)英语文化系教授。他的The Restoration of Man: C. S. Lewis andthe Continuing Case against Scientism不久将推出新版，法文版由PierreTéqui (巴黎)出版，英文版由DiscoveryInstitute Press (西雅图)出版。他于2012年出版了一本新版的狄更斯的《双城记》。
编者按：本译文(原题目：History as Wisdom: Thomas Carlyle vs. the ‘Perfectibilarians’)是学英文的副产品，由编者匆匆译出，错误和不准确之处难免，请行家出手指正。翻译此文的原因有二：一是此文虽是文化评论，但表达的深刻思想和不时闪现的精准表述往往令人称奇，引人沉思；二是，评书论人兼顾，又涉及众多历史大家，格局甚大，眼光毒辣，视野极为开放，有心者可学其一二。此外，全文包含不少历史书籍和表述，有的名字和论述已隐去，有心者可点“阅读原文”一一对照本文查看，定有意外收获。“启蒙”理性主义最值得纪念的批评家也是一位极具远见卓识的道德家。“如果我们仅仅为自己行事计，忽视研究历史就是不明智的，”具有深远影响和良好德行的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如此写道，“如果我们有幸得到他人关照，忽视历史研究就是不正义的”。以英语书写出版的最有智慧单卷本历史书籍可能要数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巨著，也是影响巨大的《法国大革命：一部历史》（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1837）。此书目前被收录于牛津世界经典系列(Oxford World’s Classics，由D. E. Sorenson 和 B. E. Kinser主编),以精美的全新平装本再版,书中加了注解，既有学术水准又不失可读性。它既是一本文学作品又是一本历史作品，这方面倒有些类似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那些历史纪实小说，这些小说可能是过去50年最为重要的文学作品。相比之下，影响巨大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在其漫长的人生中笔耕不辍，他认为，“陈旧过时是历史学家难以逃脱的命运，”而只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或激进主义的——辉格进步派的（Whig-progressive）和雅各宾马义派（Jacobin-Marxist）——历史学家可以是例外，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麦考莱（T. B. Macaulay）和朱尔·米舍莱（JulesMichelet）。他总结道，在他看来，那几位历史学家具有出色的文学才能。很显然，霍布斯鲍姆不能认同任何无法分享其世俗的进步信念的历史学家，会拥有永久的价值和声誉。但是那样的世界观早已被1914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从根本上证明不可信也不成立。在这部世界历史中，杰出的波兰裔前马义政治哲学家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说：“恶魔是其自身的化身。”流亡的罗马尼亚裔美国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蒂斯默纳鲁（Vladimir Tismaneanu），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柯拉柯夫斯基的激发，创作了一本优秀作品：The Devil in History, 2014。提到索尔仁尼琴和蒂斯默纳鲁的作品……，我们可以再添上法国历史学家阿兰·贝藏松（Alain Besançon）的那卷……，以及其他有关书籍，即Stéphane Courtois与其合作者所著的……，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俄史专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的……。有大量关于大土杀的文学作品只需提及和铭记，新近一本深刻的作品是伯妮丝·勒纳（Bernice Lerner’s）的《受伤灵魂的胜利》（Triumph of Wounded Souls， 2004）。正如学者大卫·伯林斯基（David Berlinski）最近所写道的，“二十世纪给人类历史带来了此前绝未想象到的罪恶，或者说，即使能够想象到，但也从未承受过；二十世纪是难以磨灭的，将同十字架受难像一样，在人类现今历史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它就是一座人类历史的方尖塔纪念碑：暗黑、令人生畏、不可动摇。
然而，我们所引以为傲的这些“完美主义的”历史学家，从18世纪的吉本到20、21世纪的霍布斯鲍姆、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他写了畅销历史书《人类简史》），对那些最为正常的成年人所理解的东西，以及索尔仁尼琴、柯拉柯夫斯基、蒂斯默纳鲁、贝藏松、伯林斯基、Courtois、派普斯与其他很多人以无可争辩的细节所记录下来的史实，都是看不到的，或者说不会有所深思的，而那些历史细节就是人类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就是过往一百年难有匹敌的空前大毁灭。那种“有远见的”、完美主义者式的恭维评论早就开始了，始于萨缪尔·约翰逊厌恶的一位老成、雄辩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写于1776年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吉本就向他的读者断定，欧洲“是不会经受未来任何野蛮人突袭的危险的。因为，在他们有能力入侵之前，他们必须停止野蛮行径。他们在战争技术方面的逐渐进步总会伴以在维持和平与调整国内政策诸方面的相称的改进。他们自己也应该在那些他们征服的文明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进步观念的历史》（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1980）一书中，杰出的的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评论道：“尽管新型的更恐怖的野蛮入侵行为可能会源自‘内部’的艺术与科学的进步，比如拿破仑们的征战，更不必说希特勒等人的暴行了，它们都来自‘内部’”，而吉本似乎并未想到这点。吉本甚至提出了一个更为恭维的“启蒙”的乌托邦设想，在其读者面前不断兜售：他写道，我们尚不知道，“人类热切朝着完美状态前进能达到怎样的程度，但可以有把握地认定，除非大自然的面貌改变，否则没有人会退回到初始的野蛮状态。”这样，“我们可能默然接受那令人高兴的结论，即世界的每一个时代都已在并仍在增进实际财富、幸福、知识，可能还有人类美德。”辉格派自由主义对历史的解读已经出现，并且只有那种“可能”才将吉本从彻底的恭维和幻想中解救出来。在70年后的1846年——尽管发生过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英国工业、城市的不断恶化——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兄弟、敌手学者法兰克·纽曼（Frank Newman）以更大的信心在其“古代史与现代史的对比”一文中写到，“类似那些年老暴力治理者们的残暴权力再也不能令世界文明蒙羞了。”相比于希特勒、……，尼禄、希利伽巴拉、卡利古拉这些古罗马皇帝现在看来又有多么邪恶呢？大卫·伯林斯基帮我们回忆起1937、1938年北极国在非战争状态下发生的……如果法兰克·纽曼读了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他显然不会从中获益，因为卡莱尔清楚地意识到了人类的两重性和堕落，并非常清楚地记录下了大革命期间人性的曲折错乱行为。实际上，如雅克·巴尊(Jacques Barzun)所写，卡莱尔强有力的文字与对个体和群体动机的深刻观察使他“充当了半个世纪的英国良心的监督者，”帮助英国人界定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意义并为大不列颠阻止了一场革命大火，在这方面也有他那大受欢迎的信徒查尔斯·狄更斯的鼎力相助。狄更斯在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双城记》中极力借用他称之为“卡莱尔先生的伟大著作”。
卡莱尔持续不断地批评革命前（pre-revolutionary）法国旧制度（Ancien Régime France）的不公和“欺诈行为”，但是他也揭露了革命的道德堕落，雅各宾派暴行、“无套裤汉”在无政府下的狂热，酷虐成性的行为，无差别谋杀和残害。卡莱尔谴责贵族的愚蠢行为，伏尔泰式的犬儒主义和卢梭式的乌托邦理想，而且他还看到了传统被毁掉之后，“那五种未曾满足的感官将继续存在，第六种则是贪得无厌的自大虚荣。人类那总体上“人神参半”（daemonic）的本性将持续下去——他们异常激愤，盲目而没有规矩、不受控制；他们残暴的攻击自身，使用的却是所有文明社会中的工具和武器，真是历史上一场壮观的崭新景象”。（ part 1, book 1, chapter 2）160年后，当法国大革命迎来200周年纪念日之时，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出版了一部有关法国大革命历史著作，获得巨大成功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在该书出版15年之后评论道：“1989年轰动一时的著作当数西蒙·沙玛《公民：法国大革命纪事》（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它声称大革命的本质就是violence。”卡莱尔的著作中就充满了这类悲观的识见。20世纪早期有两位非常卓越的英国历史学家，一位是保守自由派，另一位是温和的社义者，他们都把卡莱尔的那部书视为英语历史著作中最伟大的作品。在《历史与读者》（History and the Reader，1945）中，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剑桥大学历史学家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引用了几段卡莱尔的文字并加以评论，认为“对过去历史记载最有诗意的表达是卡莱尔实现的，这在其《法国大革命》、《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中，在他有关“鲍斯威尔的约翰生”（Boswell’s Johnson）的文章中都有所体现。”特里维廉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写作带有散文风格的历史学家，他进一步认为，“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最为精彩的论说正是来自卡莱尔的作品，”他还引用了其中一段著名篇章。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后，社义者、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写道：“你不是在阅读卡莱尔的作品，你是在体验它们，你在那些书中体验到的正是世界的大风暴……《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叙述历史而是再创造历史，这方面它是唯一的作品。”【《英国史小品》（Essays in English History, 1976）】卡莱尔真正了解和要彰显的是：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充满哲学意味并受主观价值影响，比如，历史叙事所依据的前提假设，历史事实被选择、安排和判断所遵循的标准都是如此。“人类是实实在在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他写道，“人类要从无序中理清并制定规则，并以其生命能量，以强力使荒唐本身变得不再那么荒唐”。(The French Revolution, 1.2.1)卡莱尔在其最佳状态下，对人类心理和社会，对那些内部的、个体的和外部的、群体的行为动机，都拥有真正地预见式的，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清晰洞见，他尤其对本体论意义上的人性的幽深洞若观火。关于人性问题，拥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这样描述卡莱尔对莎士比亚的深刻与独特之处及其在我们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的洞见：“卡莱尔认为莎士比亚的真正影响力在于认知方面，这一根本性认识远胜于莎翁评论历史上的所有见识……卡莱尔教给我们的是，莎翁的认知独创见解已经改变了所有我们可以获得的用语言表达认知的模式……卡莱尔认识到，莎士比亚已经消除了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差异，他已经拥有在西方世界仅次于《圣经》的地位”。（Essayists and Prophets, 2005）莎翁关于历史、心灵和宗教的洞察，他的道德想象力，以及他的语言表达形式和结构，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传递的智慧和理智精神，而这正是今日在我们西方世界所保有的东西，它是对抗愚昧、遗忘、野蛮、失序、混乱和虚无的一剂良药。20世纪发生的那些灾难性历史事件，令辉格派和马义“进步”历史学家及其阐释的历史蒙羞并受到怀疑，这是清楚而毫无疑问的事实。历史中不存在累积的、总体的、难以避免的、不可逆转的固有目的论规律。这种乐观的讨好式的观点早在两个世纪前的1816年，就由托马斯·洛夫·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在其讽刺小说《前倾的大厅》（Headlong Hall）中夸张地描述过。小说中的福斯特先生，即“完美主义者”【以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为模仿对象】声称：“我设想着，人类的品德是与他们所受的启蒙相匹配的，同时，随着每一代人的知识增进，人类的美德也会增加。”爱德华·吉本和法兰克·纽曼为我们带来了迷人的幻象，随后马思提出了更为诱人的辩证“科学社义”，很悲剧地被大量历史事实证伪和否定。正如赖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于1949年写的那样，“自1914开始，悲剧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好像历史就是被设计用来否定现代人类那些徒劳的痴心妄念似的。”卓越的哥伦比亚维多利亚文学（Victorian Literature）领域学者约翰·D.罗森伯格（John D. Rosenberg）创作过有关卡莱尔、罗斯金（Ruskin）和坦尼森（Tennyson）的出色作品，并于2002年对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编辑了他一个自己的版本（现代图书馆）。他的那本精良著作《卡莱尔与历史的重担》（Carlyle and the Burden of History，1985）增添了一篇文章“卡莱尔：历史与人类之声”。【“Carlyle: History and the Human Voice”，收录在Elegyfor An Age: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2005，被盖瑞·威尔斯(Garry Wills)称之为“他的代表作”】在他的文学批评文章里，罗森伯格自己成了一位活力四射、辩才无碍、表达清晰的深切道德关怀的推广者和代言人，而那种道德关怀在英美的维多利亚时代最具特点并占据最重要位置。他的这一行为不仅能从那个时代的作家们身上看到，如卡莱尔、罗斯金、坦尼森、简奥·斯汀（Jane Austen）、霍索恩（Hawthorne）,狄更斯、阿诺德（Arnold）、梅维尔（Melville）和纽曼，而且也在那些伟大政治人物身上发现，如林肯和格莱斯顿（Gladstone）。罗森伯格自己的散文，就像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艾略特（T. S. Eliot）、鲁益师（C. S. Lewis）、杜波依斯（W. E. B. DuBois）、李维斯（F. R. Leavis）、罗森伯格的老师和同事屈林(Lionel Trilling)以及克里斯托弗·瑞克斯爵士（Sir Christopher Ricks）这些人物的作品一样，拓展了人类的文学传统。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这一传统是由莎翁实际创造并由卡莱尔在其有关莎翁和萨缪尔·约翰逊的文章中阐明的。卡莱尔不仅是第一个最值得纪念的“启蒙”理性主义的批评者，他还是一位极具远见卓识的道德家，这反映在其同时代与后来的英国“辉格派”与法国激进还原论革命的两方历史书写方式中。罗森伯格称卡莱尔是像荷马一样的史诗式作家，也是在圣经和那些有创见的诗人的传统中的预言家。在切斯特顿的伟大作品《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Victorian Age in Literature, 1913）中，他称卡莱尔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潜修者和玄学家，并认为他和狄更斯毁掉了知识人的唯物主义，甚至称赞他们有助于阻止19世纪英国发生革命。罗森伯格赞扬卡莱尔在其《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描写和记录历史事实的超凡才能，但是他也在卡莱尔的最佳状态中发现某些其他东西起着作用——一种对事物的全面公正的视野，这恰是卡莱尔悲剧性地在其长长的一生中的最后几年所缺失的。这样的远见断断续续地出现在卡莱尔早期的小说《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中。《旧衣新裁》是一部讽刺性荒诞自传体的又带些“芸芸众生”色彩的小说，比如在下面段落中可以看到例子：“他因而不是处在无限的中心、永恒的集中处吗？他感受到了。他被赋予了力量以了解、信仰。天上的原初光耀即使在此仅有片刻显现，那自由存于其中的爱的精神难道不能穿越而过吗？圣克里索斯托姆（Saint Chrysostom）开了金口，说到，‘真正的神的荣光是人自身’：还有其他什么地方，神的存在只显现在我们眼中而不在我们心中吗？”约翰·罗森堡（John Rosenberg）指出，卡莱尔对纳粹分子和其他人在二十世纪实施的谋杀、酷刑和蹂躏行为，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预测，在其《法国大革命》中，他讨论了“在法国磨东的人皮加工厂，在那里马裤由刚从断头台拉下来的尸体上的人皮制作而成，他祈祷‘我们的星球千年之内都不要再有第二次激进暴行了。’”爱德华·吉本、法兰克·纽曼，以及那些讨好式的“完美主义者”——如我们时代中的史蒂芬·平克和尤瓦尔·赫拉利——对人性和人类历史的认识完全错了。在《法国大革命》这本非正统的、感伤的、令人沉思和忧伤的书中，神秘的卡莱尔是正确的。也许《时代挽歌》（Elegy for An Age）是约翰·罗森堡的最后一本作品，他在其中清楚的阐明：“对卡莱尔来讲，历史的反面不是虚构而是湮没，是与人类文明捆绑在一起的人类集体记忆的崩溃。历史不是文明的记录，它就是文明本身，是往昔借由历史学家的声音而向今朝和未来的诉说。倘若没有那生动的声音，我们既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哀歌——只会有胡说八道和没有标记的坟墓。”过去的一百年很大程度上就是骇人暴行与灭顶之灾充斥其间的一段历史，有如大卫·伯林斯基（David Berlinski）所认为的那样，人类似乎并未从中汲取多少教训。如果有某一单本历史作品可以称得上不可或缺的经典的话，它一定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在结尾处，罗森堡指出，“在向读者道别之际，卡莱尔提及了作为“道成肉身”的人类和作为一种鲜活的神圣源泉的人类语言。”否认人类的神圣性（res sacra homo）和人类语言的独特性（logos）,并将其只是消解于自然之中，我们就只剩下“难以忍受的愚蠢的”噪音或者围绕在那座纪念二十世纪历史的不可移动的暗黑色方尖塔纪念碑周遭的沉默。—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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